作者：方向明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）

　　良渚是从宇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，这里的宙观展探撞击“文明”就是指国家的起源和发展。中华文明探源首席专家、发的文北京大学教授赵辉认为，源中“良渚作为一个国家已经具备了可以讨论其形态的华文成熟条件”。但是明读明结汽车之家，良渚从满天星斗和“最初的良渚中国”中脱颖而出的动力和社会本质是什么？李新伟的《良渚：撞击与熔合的文明结晶》（以下简称《结晶》）尝试回答这个问题。

　　《结晶》共分九章，熔合从天极宇宙观的从宇宇宙秩序开始，讲到良渚对中华文明形成模式的宙观展探撞击启示，层次分明，发的文环环相扣。源中本书的华文主要内容是对宇宙观发展和文明起源的研究，也就是明读明结对观念和文明的研究。“天地四方曰宇，良渚往古来今曰宙”，这是古代中国对于“宇宙”的概括，由此对于天地、时空、人的相互关系的观念信仰，成为中国古代宇宙观的基础。古代中国宇宙观，涉及古代时空观、天眼查舆服制度、哲学观与科学观等，其知识、思想的形成与完善，便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。探索中华文明起源，离不开对古代中国宇宙观形成和发展的研究，这是一个需要高度重视的新领域。

良渚反山出土的M12∶98玉琮上的“神徽”，即“神人兽面”图像。图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提供

　　“天极”被认为是先秦宇宙观的核心内容。《结晶》提出，在距今7000多年前的高庙文化和双墩文化中，“天极宇宙观”就已初步形成，包括七个要点，如天地之间有“维”“柱”相连、天体以天极为轴心旋转、神鸟有驮负天极之功能等。在解读凌家滩刻纹玉版、玉鹰核心纹样八角星纹时，提到这类图像还多见于纺轮，确切表明它位于可以旋转的虎扑物体的中心。《结晶》还指出八角星纹以及包括纽结纹在内，是“天极”旋转轴心，并带动天体旋转。这一读识明确了八角星纹的内涵，更为解读距今5000多年的良渚宇宙观集大成者——琮的结构和内涵，提供了系统性和连续性的阐释路径。

　　琮源于良渚，盛于良渚。考古学家牟永抗最早指出，凌家滩刻纹玉版图纹与琮结构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，他还归纳了良渚琮的五项特征：内圆外方，琮的母体为中通的筒状物；每角雕琢图像，四角及其相邻两侧为一个加工单元；琮体被横向等分为若干节，说明已经存在着比较严格的数或量的概念；直槽与两端的射口平齐沟通，成为琮体不可缺失的组成部分；琮体上大下小，只有仰视才能全面地观察到琮上述五项特征。如此看来，琮外壁的四角和四直槽不仅是天、地的“维”“柱”，琮母体的中通的筒状物，以及贯通的琮射孔，完全就是一个旋转的轴心，而这个轴心，无疑就是如凌家滩刻纹玉版八角星纹“天极”的所在。良渚文化玉器未见八角星纹，但是良渚文化原始文字中，八角星纹却是主角。在江苏澄湖古井陶贯耳壶上，有一组由五个图符组成的原始文字，首字即八角星纹，接着是一条长横线，形似解释概念的破折号，然后是包括豪华安柄钺在内的三个象形图符，寓意深邃。

江苏澄湖遗址出土陶贯耳壶。图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提供

　　关于良渚神人兽面像，《结晶》以系统的图像演变逻辑提出新解读，认为所谓“鸟兽合体”图像，表现的是神鸟驮负神兽，并非二者合体，反映了当时的宇宙观和相关神话；兽面表现的应该是虎，即天极之神的动物形象；“神人”是人和鸟的结合体，是“人面神鸟”的统治者获得驮负天极神兽的能力。这些新解比略显简单的“神人”“太阳神”，甚至“神祖”等解读，要丰满一些，在图意探索上更进一步，可能会给读者带来新的启发。

　　另外，“鱼鸟之变”也是《结晶》的重要内容之一，颠覆了我们对一般彩陶的读识。《结晶》从探索良渚文化蜷体鸟源流出发，在更广大的时空范围内讨论鱼鸟组合图像，指出庙底沟类型彩陶中盛行的鸟纹，多以鱼鸟组合的形式出现，还表现为同为卵生的鸟，在鱼体内完成孕育、生长，再从鱼体内飞出的场面，可能具有繁育生长的吉祥内涵。作者进而推测，在浙江海盐龙潭港宽把杯的杯身上，刻画了两条蛇身动物，体内有卵形小圆圈，良渚文化蜷体鸟纹身体内外常见的螺旋重环和圆圈，其实也是形态如卵，因此良渚文化蜷体鸟纹表现的，可能是鸟在水生蛇身动物中繁育诞生的主题。之前有学者曾讨论过，从河姆渡文化所谓“双鸟朝阳”，到良渚文化鸟立高台图符的“卵生”的象征性意义，较之以往，《结晶》的阐释显得更为宏阔。笔者认为，结合大汶口文化晚期大口缸内填刻的多个圆圈图符，其所表现的含义不会是纯几何形式的装饰。

良渚瑶山出土的M3∶3玉三叉形器。图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提供

　　《结晶》最直白、最精彩的论述，是关于良渚对中华文明形成模式的贡献。书中指出，神鸟协助天极和天极之神运转、神王与天极之神互通等宇宙观，在龙山时代仍广为传播，而且还普遍出现了天极之神的人格化，尤其是江汉地区肖家屋脊文化和陕北石峁社会的领导者，明显以良渚为榜样。良渚早期国家，是各地区撞击和熔合的灿烂结晶，其榜样作用，对距今4300年至3800年孕育夏王朝的龙山时代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。书中对良渚文化进行了高度评价，并认为随着考古资料的日益丰富，良渚的“榜样”形象会越来越清晰，并会改变我们对中华文明形成整体进程和模式的认知。

　　其实，根植于太湖平原核心区域的良渚区域文明，并非自古以来形成的天纵优秀的胜利，而是周边各地区在经济模式接近、观念意识形态趋同和认同的背景下，经过密切交流和充分发展，最后形成的一个爆发式的文明共同体。良渚文明中心的良渚遗址群和所在的良渚古城，至少在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早中期阶段，还是一块很不热闹的处女地，直至崧泽文化晚期至良渚文化早期阶段，各路精英才齐聚近100平方公里的良渚遗址群。“人和”是迈入文明时代过程中最大、最主要的变化，是人与人之间关系，也就是社会和观念的质变，才导致文明的迸发。

　　近些年，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提出，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有三点：生产发展，人口增加，出现城市；社会分工，阶层分化，出现阶级；出现王权和国家。这个文明社会达到标准的背后动力，是观念意识形态，是上层建筑，也就是《结晶》讨论的主要内容。《结晶》指出，正是如良渚这样的观念意识形态传统，“完成了宗教凝聚大规模人群和构建国家级别社会组织的精彩实践”，点出了观念与文明研究的本意。

《良渚：撞击与熔合的文明结晶》  李新伟 著  上海古籍出版社

　　《结晶》作者李新伟是研究中国史前考古、中外古代文明比较的大家。他在读硕士研究生期间，就曾以良渚文化分期作为研究题目，先后到过吴家埠工作站、桐乡普安桥发掘工地等地。1995年，他第一次到良渚，在瓶窑工作站住了一周，观摩典型陶器。此后，他不断学习良渚文化的新发现和新研究成果，在该领域有着长期深厚的积累。2018年，为配合良渚申遗，我们出版《良渚玉器》图录，李新伟欣然以“温故知新”作文推荐。前些年，我们在他的帮助下，参与他主持的玛雅科潘遗址发掘项目，深刻感受到“文明因交流而多彩，文明因互鉴而丰富”的内涵。此后，我们组织开展了“世界古文明译丛”工作，李新伟又以《大九州：中国考古学的世界性》为题撰写总序，提出“用恰当的文明形成标准认定我们独特的文明起源和发展历程”，这也代表了很多中国考古工作者的心声。

　　探索中华文明起源，如良渚成功的政治实践的背后，可以看到必定是系统的观念和宗教信仰在支撑。李新伟曾说，在写作《结晶》过程中常怀敬意：“细观器型方圆、纹饰连蜷、神目偾张、獠牙突兀的精微之处，在机缘闪现之际，心中生出般若，思绪如万千旋云中的飞鸟，与乘兽神王悠然意会。”致广大，尽精微，作者的学术情怀和精神尽收其中。这不仅是一本关于良渚的学术新作，更是一部文字优美的好书。

　　《日报》（2024年10月31日 11版）